福禄网吧的小城故事
- 2012-9-7 13:01:14
- 类型:原创
- 来源:电脑报
- 报纸编辑:程朋
- 作者:
【电脑报在线】2008年,20多岁的刘益和几个朋友决定投资网吧,在这个行业里面大赚一笔。选了好久,最后在重庆渝北区回兴镇接手了一个网吧,就是今天的福禄网吧。
刘益是典型的重庆人,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30岁出头的他已经开始略微发福,跟记者聊天时喜欢咧嘴大笑,总让人想起电视上的笑罗汉。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网吧这个塘子里面搅差不多十年”,这段经历跟在中国任何一个做网吧的人没有太大区别。
2008年,20多岁的刘益和几个朋友决定投资网吧,在这个行业里面大赚一笔。选了好久,最后在重庆渝北区回兴镇接手了一个网吧,就是今天的福禄网吧。
“要说怎么就选中网吧了,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当时跟圈子里面的朋友聊,大家都觉得网吧有赚头,于是就一起筹钱来做了。”
作为舶来品的网吧,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
199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东北青年郑斌第一次接触到网吧。
“是在北京美术馆附近,有一个书店叫三联书屋,二层咖啡厅摆了几台电脑,好像是IBM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室,基本上就是玩游戏,算不上网吧,但这个概念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郑斌至今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因为当时这个“网吧”的价格特别贵,30元一个小时,没多少人玩得起。
网吧在中国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是在2002年之后。
 
相信第一代网民都听说过飞宇网吧这个名头。作为在北京大学南门起家的飞宇网吧,是中国最早的连锁网吧,也是至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网吧。
飞宇网吧的黄金时期,正是在2002年前后——这一年,飞宇在北京有38家加盟连锁店,在全国有355家连锁店。
福禄网吧很快也享受到了这种行业黄金期带来的好处。
回兴镇是一个新兴的居民片区,作为重庆重点发展的北部地区,这里对于开设网吧来说是一个绝佳地点,人流量大,而且消费能力中等。
福禄网吧正好处在回兴镇最热闹的一条街道旁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每天的上座率至少在五成左右,晚上更是爆满,不早点来根本连位置都没有。
“说实话,那时候网吧环境没有现在好,坐的就是那种普通塑料凳子,面积也不大,机器大概有二三十台左右。但生意就是好,而且是好得一塌糊涂。”福禄网吧的一个老股东一聊到当年的火热场面,脸上甚至掩藏不住有些得意的神色。
“赚了不少钱吧?”记者问。
这个股东不好意思了:“钱不好说,但肯定比现在好,毕竟那时成本低。”
除了成本低之外,早期国内网吧业火爆还有其他原因。
互联网的兴起激发了人们的上网需求,而家庭上网尚在普及之中,而且价格偏贵,无法得到满足的普通市民只有将网吧作为自己上网的第一选择。
早期国内网吧行业的管理松散从反方向促成了城市网吧的好光景:以学生群体为主的年轻人成为网吧重要的顾客来源,尤其是一些十五六岁左右的中学生。
 
2003年12月,《厦门日报》新闻部记者汪权曾随工商部门参与一次对网吧的突击检查,结果发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在网吧里面通宵上网的现象非常严重。
“见到执法人员检查,部分正在里面上网的学生顿时惊惶失措,纷纷离座从大门跑出去。但也有部分学生和社会青年仍然神情自若地坐在电脑前面,继续聊天或玩游戏。”后来在报道里面汪权这样写道。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网吧业也不例外。
2002年北京“蓝极速”事件,导致25名学生丧失,国内一片哗然。这次事件也加速了国家对网吧行业的整顿和管理,严格的审批和监管制度相继出台。
“其实政府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是个好事,从某种程度上是帮我们网吧经营者减负。”
说到这里,刘益怕记者认为自己在说客套话,急忙解释:“我们开网吧的,最怕的就是在网吧里面出事,如果政府不加强监管,会导致网吧非常混乱,出事的几率就会很大。”
当然刘益也承认,网吧行业的整顿对他们有产生一定的压力,比以前要付出更多精力去防止未成年人蒙混进来。
比如对网吧收银员的培训就显得格外重要的:“我们培训收银员的第一条就是必须一人一证才能上网,而且必须审核身份证是不是本人的,如果偷拿别人的身份证,坚决不能让他进来,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但是,对于刘益这样的网吧老板来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有关部门的整顿,而是经营成本的上升——这几乎成为悬在国内所有网吧经营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9年之后,随着国内大中城市规划改造进度的加快,城区地段的商业门面租金飞速上涨。以北京为例,在北京五环以内的商业门面,两年之内涨了近一倍,让网吧这样的小本经营难以维持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市区街道两边网吧扎堆出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除了有实力的连锁网吧之外,大批中小网吧退出市区地段,约有40%选择直接关门歇业,另外60%则走上了当年红军闹革命的老路:农村包围城市——纷纷到大中城市郊区、三四级县城和周边乡镇开设网吧,从侧面推动了乡镇网吧的兴起。
而刘益和他的福禄网吧正好是这60%中的一分子。
 
2011年回兴镇城区改造,福禄网吧所在的街道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纳入了拆除范畴。
刘益不得不重新为自己的网吧选择位置。
跑了好几个地方,但都不太满意。有的是房租太贵了,有的则是交通太不方便,还有的则是地段有些偏僻。
“那时候还是想在城区里面找个地方,毕竟城里面人多一些,对客流量是个保证。”但最终刘益放弃了,即使回兴这样的郊区镇,城区同样也是寸土寸金,难以抗住昂贵的成本。
最后在距离城区一公里的化家湾蓝色星空居民区,刘益找到了一个底层两百平方米的门面,重开了福禄网吧。
为了在这里把自己的网吧打出名气,刘益不但花钱装修了网吧环境,还把所有电脑都重新更换。120台机器全部采用双核处理器,2GB内存,20英寸液晶显示器,每台3000元,一共花了36万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网吧业跟任何一个行业一样,都遇到了成本上涨的问题,即使在重庆郊区的福禄网吧也不例外。
金融危机之后,《新闻联播》上“CPI”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刘益一直觉得这种关系国家大事的词汇距离自己很远,没想到很快就遭遇到了“CPI”的困扰。
首先让刘益头痛的是人力成本的上涨。
一般说来,一个网吧在人员配备上至少要保证两个收银员、一个网管,因为福禄网吧位置相对比较偏远,周边吃饭不太方便,为了留住员工,刘益还专门聘了一位农村阿姨负责做饭,同时兼作点清洁。
原来收银员每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网管稍微高一点,1200元左右,做饭的阿姨每月几百块钱。这样顶了天每个月员工成本在5000元以内。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至少翻了一半。
现在外面招人的最低价就是1500元起,网管薪水更是已经涨到1800元,个别特别好的甚至到了2000元。
 
“1000元的工资谁会干?”说这话的是陕西省扶风县绛帐人李巧玲,2009年这个陕西女孩从西安一个职业学校毕业后,她就一直在县城周边的几个乡镇网吧当收银员,工资见着从几百元涨到1200元。她刚刚从一个网吧辞职,几个姐妹私下约定要1500元才去干活。
无独有偶,今年福禄网吧的收银员已经走了好几个。收银员撂挑子不干比网管跑路还要让刘益头痛,因为一个网吧经营的关键就在收银员,包括很多账目非常繁琐,如果没有一个收银员顶起来会让网吧陷入很大的困境。
刘益给记者指指门内网吧收银台,“前几天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我好说歹说才留住的,也难说留得住多久。”
成本上涨的另一个大头则是房租。
以前在回兴城区一百来平方米的门面,每月租金也就一万多元。但现在,即使化家湾这样的乡镇,两百平方米商业门面的租金也涨到一万元了,而且据说还要上调。
至于其他的水电气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连网费都比以往大大上涨。
“三年前一个月的总成本是在一万元左右,但是现在,估计三万元都有可能打不住了,再下去就只有保本了。”刘益有些无奈地说。
网吧成本不断上涨,经营收益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益遭遇到了所有乡镇网吧都摆脱不了的最大致命伤,那就是人流量过小的问题。
在福禄网吧外面采访刘益的一个小时里,到这个网吧上网的人不超过3个人,而网吧里面稀稀拉拉坐了还不到两成的人。
刘益说,现在是上午,又是工作日,基本上没什么人来。网吧唯一的黄金时间就是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这段,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有六成左右的上座率。
 
“但都没法跟以前相比了,以前哪怕不做什么宣传,网吧里面长期都是满员的,尤其是六点钟之后,基本上不要想找到空位。现在呢,你看见了,就这个情况。”
对于福禄网吧的人流量,刘益自己分析过,基本上还是旁边居民区的居民,而且以租房子的年轻人来上网居多,成家的一般都不会出来,都在家里上网。
本来马路对面有一个南方翻译学院,大学生应该是很稳定的客流来源。但现在大学里面都有自己的网吧,很少会有大学生出来上网。
至于周边农村的居民,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家里的老年人更不会来这里上网。
为了增加福禄网吧的人气,拉来更多人流量,刘益和其他股东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组织游戏玩家进行电子竞技比赛,或者在网上进行品牌宣传,甚至和游戏厂商一起组织活动,但效果始终不甚理想。
对此刘益归咎于大趋势,他给记者说,现在在外面上网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家里环境那么好,网速又那么快,谁还花钱跑到网吧来。能来网吧的,要么是玩游戏,要么是网吧有点其他什么特色能够吸引他,总之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才行。
“特色?是什么?”记者问。
刘益眉毛一动:“还没想好!”
如今已是商人的王兵以前在《江南都市报》当了三年网吧口子的记者,长期跟网吧老板打交道,对福禄这种类型的网吧的处境非常清楚。
“严格来说乡镇网吧不是农村网吧,它更多是分布在城市郊区、县城和比较大的中心镇这三块区域,在它上面有市区网吧,在它下面则有纯农村网吧。”王兵告诉记者。
 
正如王兵所说,乡镇网吧实际上是夹在市区网吧和纯农村网吧中间,非常尴尬。它既没有市区网吧那种庞大人流量的天然优势,又不可能像某些管理松散的纯农村网吧那样,借助一些违规手段来增加收入——比如非法允许未成年人来上网。
寻找出路的不仅是福禄这样的乡镇网吧,即使国内网吧业的翘楚飞宇网吧,同样面临转型的问题。
数字或许最能说明问题:2002年前后,飞宇网吧每25台电脑单天收益是5300元,当时上座率为95%以上,所有飞宇连锁网吧月收益为400万元。而现在上座率只有在60%,每台电脑单天收益已经降到20元,整体月收益也下滑到18万元。
采访时,记者提出给刘益拍一张照片,这个重庆男人急忙挥挥手:“记者同志,千万别拍,这就挣点稀饭钱,没什么值得拍的。”
中午12点,网吧雇佣的阿姨开始在门口简易灶台上炒菜做饭,噼噼啪啪的炒菜声反而给这个有些冷清的乡镇网吧增加了几许生机。
灶台旁,坐在条凳上的刘益没有理会锅里升腾起的呛人油烟,他望着里面的福禄网吧,许久没有说话。
也许在想下午会不会多来三两个人,也许在想这个网吧还能撑多久……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网吧这个塘子里面搅差不多十年”,这段经历跟在中国任何一个做网吧的人没有太大区别。
2008年,20多岁的刘益和几个朋友决定投资网吧,在这个行业里面大赚一笔。选了好久,最后在重庆渝北区回兴镇接手了一个网吧,就是今天的福禄网吧。
“要说怎么就选中网吧了,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当时跟圈子里面的朋友聊,大家都觉得网吧有赚头,于是就一起筹钱来做了。”
作为舶来品的网吧,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其实很早。
199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东北青年郑斌第一次接触到网吧。
“是在北京美术馆附近,有一个书店叫三联书屋,二层咖啡厅摆了几台电脑,好像是IBM的。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室,基本上就是玩游戏,算不上网吧,但这个概念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郑斌至今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因为当时这个“网吧”的价格特别贵,30元一个小时,没多少人玩得起。
网吧在中国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是在2002年之后。
 
相信第一代网民都听说过飞宇网吧这个名头。作为在北京大学南门起家的飞宇网吧,是中国最早的连锁网吧,也是至今为止最为成功的网吧。
飞宇网吧的黄金时期,正是在2002年前后——这一年,飞宇在北京有38家加盟连锁店,在全国有355家连锁店。
福禄网吧很快也享受到了这种行业黄金期带来的好处。
回兴镇是一个新兴的居民片区,作为重庆重点发展的北部地区,这里对于开设网吧来说是一个绝佳地点,人流量大,而且消费能力中等。
福禄网吧正好处在回兴镇最热闹的一条街道旁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每天的上座率至少在五成左右,晚上更是爆满,不早点来根本连位置都没有。
“说实话,那时候网吧环境没有现在好,坐的就是那种普通塑料凳子,面积也不大,机器大概有二三十台左右。但生意就是好,而且是好得一塌糊涂。”福禄网吧的一个老股东一聊到当年的火热场面,脸上甚至掩藏不住有些得意的神色。
“赚了不少钱吧?”记者问。
这个股东不好意思了:“钱不好说,但肯定比现在好,毕竟那时成本低。”
除了成本低之外,早期国内网吧业火爆还有其他原因。
互联网的兴起激发了人们的上网需求,而家庭上网尚在普及之中,而且价格偏贵,无法得到满足的普通市民只有将网吧作为自己上网的第一选择。
早期国内网吧行业的管理松散从反方向促成了城市网吧的好光景:以学生群体为主的年轻人成为网吧重要的顾客来源,尤其是一些十五六岁左右的中学生。
 
2003年12月,《厦门日报》新闻部记者汪权曾随工商部门参与一次对网吧的突击检查,结果发现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在网吧里面通宵上网的现象非常严重。
“见到执法人员检查,部分正在里面上网的学生顿时惊惶失措,纷纷离座从大门跑出去。但也有部分学生和社会青年仍然神情自若地坐在电脑前面,继续聊天或玩游戏。”后来在报道里面汪权这样写道。
好时光总是短暂的,网吧业也不例外。
2002年北京“蓝极速”事件,导致25名学生丧失,国内一片哗然。这次事件也加速了国家对网吧行业的整顿和管理,严格的审批和监管制度相继出台。
“其实政府加强对网吧的管理是个好事,从某种程度上是帮我们网吧经营者减负。”
说到这里,刘益怕记者认为自己在说客套话,急忙解释:“我们开网吧的,最怕的就是在网吧里面出事,如果政府不加强监管,会导致网吧非常混乱,出事的几率就会很大。”
当然刘益也承认,网吧行业的整顿对他们有产生一定的压力,比以前要付出更多精力去防止未成年人蒙混进来。
比如对网吧收银员的培训就显得格外重要的:“我们培训收银员的第一条就是必须一人一证才能上网,而且必须审核身份证是不是本人的,如果偷拿别人的身份证,坚决不能让他进来,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但是,对于刘益这样的网吧老板来说,压力最大的还不是有关部门的整顿,而是经营成本的上升——这几乎成为悬在国内所有网吧经营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2009年之后,随着国内大中城市规划改造进度的加快,城区地段的商业门面租金飞速上涨。以北京为例,在北京五环以内的商业门面,两年之内涨了近一倍,让网吧这样的小本经营难以维持下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往市区街道两边网吧扎堆出现的局面一去不复返。除了有实力的连锁网吧之外,大批中小网吧退出市区地段,约有40%选择直接关门歇业,另外60%则走上了当年红军闹革命的老路:农村包围城市——纷纷到大中城市郊区、三四级县城和周边乡镇开设网吧,从侧面推动了乡镇网吧的兴起。
而刘益和他的福禄网吧正好是这60%中的一分子。
 
2011年回兴镇城区改造,福禄网吧所在的街道按照政府统一规划纳入了拆除范畴。
刘益不得不重新为自己的网吧选择位置。
跑了好几个地方,但都不太满意。有的是房租太贵了,有的则是交通太不方便,还有的则是地段有些偏僻。
“那时候还是想在城区里面找个地方,毕竟城里面人多一些,对客流量是个保证。”但最终刘益放弃了,即使回兴这样的郊区镇,城区同样也是寸土寸金,难以抗住昂贵的成本。
最后在距离城区一公里的化家湾蓝色星空居民区,刘益找到了一个底层两百平方米的门面,重开了福禄网吧。
为了在这里把自己的网吧打出名气,刘益不但花钱装修了网吧环境,还把所有电脑都重新更换。120台机器全部采用双核处理器,2GB内存,20英寸液晶显示器,每台3000元,一共花了36万元。
刘益说,当时换了机器之后,不敢说配置在重庆是最高档的,但至少在回兴镇是能排得上前几位的。
从熙熙攘攘的城区转移到相对安静的乡镇,刘益想的是,人流量少了点,但成本能降下去,也是一个好事。但是这次似乎他想错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网吧业跟任何一个行业一样,都遇到了成本上涨的问题,即使在重庆郊区的福禄网吧也不例外。
金融危机之后,《新闻联播》上“CPI”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刘益一直觉得这种关系国家大事的词汇距离自己很远,没想到很快就遭遇到了“CPI”的困扰。
首先让刘益头痛的是人力成本的上涨。
一般说来,一个网吧在人员配备上至少要保证两个收银员、一个网管,因为福禄网吧位置相对比较偏远,周边吃饭不太方便,为了留住员工,刘益还专门聘了一位农村阿姨负责做饭,同时兼作点清洁。
原来收银员每月工资在1000元左右,网管稍微高一点,1200元左右,做饭的阿姨每月几百块钱。这样顶了天每个月员工成本在5000元以内。
但是现在这个成本至少翻了一半。
现在外面招人的最低价就是1500元起,网管薪水更是已经涨到1800元,个别特别好的甚至到了2000元。
 
“1000元的工资谁会干?”说这话的是陕西省扶风县绛帐人李巧玲,2009年这个陕西女孩从西安一个职业学校毕业后,她就一直在县城周边的几个乡镇网吧当收银员,工资见着从几百元涨到1200元。她刚刚从一个网吧辞职,几个姐妹私下约定要1500元才去干活。
无独有偶,今年福禄网吧的收银员已经走了好几个。收银员撂挑子不干比网管跑路还要让刘益头痛,因为一个网吧经营的关键就在收银员,包括很多账目非常繁琐,如果没有一个收银员顶起来会让网吧陷入很大的困境。
刘益给记者指指门内网吧收银台,“前几天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我好说歹说才留住的,也难说留得住多久。”
乡镇网吧的收银台比较简陋,不似市区网吧那种酒吧式收银台的设计
成本上涨的另一个大头则是房租。
以前在回兴城区一百来平方米的门面,每月租金也就一万多元。但现在,即使化家湾这样的乡镇,两百平方米商业门面的租金也涨到一万元了,而且据说还要上调。
至于其他的水电气就更不用说了,甚至连网费都比以往大大上涨。
“三年前一个月的总成本是在一万元左右,但是现在,估计三万元都有可能打不住了,再下去就只有保本了。”刘益有些无奈地说。
网吧成本不断上涨,经营收益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益遭遇到了所有乡镇网吧都摆脱不了的最大致命伤,那就是人流量过小的问题。
大部分时间网吧都是空空荡荡的
在福禄网吧外面采访刘益的一个小时里,到这个网吧上网的人不超过3个人,而网吧里面稀稀拉拉坐了还不到两成的人。
刘益说,现在是上午,又是工作日,基本上没什么人来。网吧唯一的黄金时间就是下午六点到晚上九点这段,生意好的时候能够有六成左右的上座率。
 
“但都没法跟以前相比了,以前哪怕不做什么宣传,网吧里面长期都是满员的,尤其是六点钟之后,基本上不要想找到空位。现在呢,你看见了,就这个情况。”
对于福禄网吧的人流量,刘益自己分析过,基本上还是旁边居民区的居民,而且以租房子的年轻人来上网居多,成家的一般都不会出来,都在家里上网。
本来马路对面有一个南方翻译学院,大学生应该是很稳定的客流来源。但现在大学里面都有自己的网吧,很少会有大学生出来上网。
至于周边农村的居民,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家里的老年人更不会来这里上网。
为了增加福禄网吧的人气,拉来更多人流量,刘益和其他股东也想过很多办法。比如组织游戏玩家进行电子竞技比赛,或者在网上进行品牌宣传,甚至和游戏厂商一起组织活动,但效果始终不甚理想。
跟城里面一样,乡镇网吧也把游戏对抗赛作为吸引客流量的方式
对此刘益归咎于大趋势,他给记者说,现在在外面上网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少,家里环境那么好,网速又那么快,谁还花钱跑到网吧来。能来网吧的,要么是玩游戏,要么是网吧有点其他什么特色能够吸引他,总之要有点自己的东西才行。
“特色?是什么?”记者问。
刘益眉毛一动:“还没想好!”
如今已是商人的王兵以前在《江南都市报》当了三年网吧口子的记者,长期跟网吧老板打交道,对福禄这种类型的网吧的处境非常清楚。
“严格来说乡镇网吧不是农村网吧,它更多是分布在城市郊区、县城和比较大的中心镇这三块区域,在它上面有市区网吧,在它下面则有纯农村网吧。”王兵告诉记者。
 
正如王兵所说,乡镇网吧实际上是夹在市区网吧和纯农村网吧中间,非常尴尬。它既没有市区网吧那种庞大人流量的天然优势,又不可能像某些管理松散的纯农村网吧那样,借助一些违规手段来增加收入——比如非法允许未成年人来上网。
寻找出路的不仅是福禄这样的乡镇网吧,即使国内网吧业的翘楚飞宇网吧,同样面临转型的问题。
数字或许最能说明问题:2002年前后,飞宇网吧每25台电脑单天收益是5300元,当时上座率为95%以上,所有飞宇连锁网吧月收益为400万元。而现在上座率只有在60%,每台电脑单天收益已经降到20元,整体月收益也下滑到18万元。
采访时,记者提出给刘益拍一张照片,这个重庆男人急忙挥挥手:“记者同志,千万别拍,这就挣点稀饭钱,没什么值得拍的。”
中午12点,网吧雇佣的阿姨开始在门口简易灶台上炒菜做饭,噼噼啪啪的炒菜声反而给这个有些冷清的乡镇网吧增加了几许生机。
灶台旁,坐在条凳上的刘益没有理会锅里升腾起的呛人油烟,他望着里面的福禄网吧,许久没有说话。
也许在想下午会不会多来三两个人,也许在想这个网吧还能撑多久…… 
本文出自2012-09-10出版的《电脑报》第36期 A.新闻评论
(网站编辑:吴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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