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被叫停”，使得移动互联网的新生产业打车软件面临着生存危机。

    近日有消息称，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客运交通管理局已经对深圳当地出租车行业进行规范，责令装有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司机对其进行卸载。

    据记者了解，上述原因主要是出于打车软件的加价模式处于监管的模糊地带。除了深圳，南京、武汉等地也先后对打车软件叫停。

    诡异的是，在叫停禁令中：拥有官方背景的数款打车软件却不在叫停之列。其背后，是当地政府、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以及第三方打车软件难以平衡的利益博弈。

“加价模式”惹监管争议

    深圳交通运输委员会下发“禁令”：要求出租车司机不得使用手机召车软件，并将联合执法支队进行专项整治。

    一纸禁令，让蓬勃发展手机打车在深圳命运岌岌可危，并引起业内哗然。此前，随着资本的热捧，打车应用企业迅速崛起。在不足一年内，目前行业规模前几位的嘀嘀打车、快的打车、摇摇招车等，都已拓展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

    深圳市交委为何要突然叫停手机打车软件？

    5月22日，深圳交委表示，手机召车软件在出租汽车行业提供应用服务，符合行业智能化发展方向，为市民提供了便利。但由于这些软件功能设置和技术运用不够成熟，给行业监管带来了问题。

    据深圳市委在发布的新闻通稿上说明，目前市面上有多款手机召车软件在深圳的出租车行业运用。这些软件在功能设置和技术运用上不够成熟，给行业监管带来了问题。如驾驶员注册准入缺乏认证、提供加价议价功能、操作方式存在行车安全隐患、投诉争议处理困难等，影响了出租车行业运价体系和营运秩序。

    此外有消息称，被叫停的根本原因是打车软件的“加价模式”。深圳交委认为，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出租小汽车管理条例》，出租车运价实行政府定价，禁止经营者和驾驶员以任何方式向乘客超收租费。

    根据记者此前调查情况来看，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打车软件为鼓励出租车司机在高峰时段和“打车难”地区拉活，允许用户在叫车时“加价”，一般加价5-30元不等。而打车应用之所以能迅速在司机中得到推广，主要原因也正是纳入了加价的激励机制，解决了司机拉活不赚钱宁愿不做的“怪现象”。

加价触碰政策边缘

    事实上，关于打车软件的加价模式争议不仅在深圳，全国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况。一些城市的交通监管部门就指出，打车应用的加价策略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原本公共交通资源的分配矛盾，打乱了路边打车和应用订车公平的竞争环境，还可能壮大“黑车”市场。

    《北京市出租车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显示，（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正确使用计价器，不得与乘客议价。而打车软件的“加价模式”触碰了政策的边缘。

    5月7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又颁布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电召服务管理试行办法》(下称《办法》），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办法》对目前北京叫车服务的规范进行了升级。《办法》指出，乘客通过电话、网络、手机等形式经过调度中心调派出租车的方式为电召服务，而电召服务将遵循统一管理，建立统一特服号码的调度，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负责对出租行业的电召服务进行日常监督和检查等。

    北京市相关部门也对媒体表示，希望打车软件清除加价功能。事实上，南京、武汉等城市先后叫停了带有加价功能的软件。

    上海交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与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出租车预约标准”。武汉市客管处亦发出紧急通知，称加价收费违反了《武汉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最高将处以1000元的处罚。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出租车保有量120万辆，与嘀嘀打车合作的出租车保有量有6.7万辆，摇摇招手则透露将达到2.6万辆，快的打车近5万辆。其中，嘀嘀打车在北京的日均订单为2万单，摇摇招车为1万多，嘀嘀打车的加价订单占总订单的20%，摇摇招车占比在15%。这意味着，假如北京等地也开始清理加价行为，将会有15%-20%的加价订单消失，打车软件未来更加难测。

    可以关注的他山之石是，纽约的士与电召委员会（TLC）初拟定了一系列规则，允许智能手机应用召车和付款，前提是这些应用必须配合纽约自有电脑支付和里程数据系统，并规定乘客必须向司机额外支付车费的 20% 作为小费。

“圈地扩张”为资本

    面对政策的打压，记者在同几家打车软件负责人接触中发现，打车软件现阶段更在乎的是用户和市场的圈地扩张。而应对政策风险，打车软件又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与出租车公司合作，用“曲线救国”的迂回策略。

    嘀嘀打车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嘀嘀打车正在与深圳市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对于之后的走势现在还不好说。

    打车软件的发展是依靠用户装在量以及市场占有率，随着数十款打车软件们纷纷“跑马圈地”，嘀嘀打车、摇摇招车、快的打车、1039易打车、E达招车、易打车等数十款打车软件加速冲刺用户装机量，用户争夺战也一触即发。显然，这些公司希望能够赶在政策风暴前加速扩张圈地步伐。

    根据易观智库最近发布的报告，截至2013年5月7日，中国11家主流Android应用商店的监测数据显示，在打车类应用总体下载量超过百万。用户主要其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目前，各厂商正在拓展新的市场过程中。摇摇招车、易打车、打车小秘、快的打车客户端下载量均已超过10万次。其中，嘀嘀打车客户端的下载总量达到43万次，远远高于第二位的摇摇招车(下载量为25万次)，该软件上线才8个月时间。

   “先把用户数做大了才有发言权。”一位不愿具名的打车软件相关负责人对记者坦言，尽管目前政策不明，但显然拥有用户数最多的打车软件能够在这场博弈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据了解，摇摇招车从今年春节后开始在深圳市场进行推广和安装，但受到政策影响，目前进展不太顺利。“政府的态度是先堵后疏，希望能够规范市场，” 摇摇招车CEO王炜建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中。不过在他看来，大多数城市对打车软件还是持支持态度，目前的这些事件不会对打车软件的前景产生影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指出，由于盈利模式不清晰，这些打车软件真正在乎的，是资本市场。

    据悉，嘀嘀、快的等打车APP都已获得千万美元的融资。有消息称：腾讯将投资嘀嘀打车1500万美元，占股20%。如果最终敲定，腾讯的这笔投资对于上线不足一年的嘀嘀打车来说，可谓投资丰厚。

难以平衡的利益链博弈

    对深圳叫停“禁令”而言，奇怪的是，诸多司机表示，通知中所禁用的打车软件并不包括交委今年2月底发布的“交通在手”，此外，一款名为“好打车”的软件也不在叫停之列，甚至还获得了试点批准。

    “好打车”有何特殊的背景？记者调查发现，“好打车”由上市公司国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300077）运营和开发。从该公司宣传来看，该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广东省自主创新、战略新兴产业骨干企业、深圳自主创新行业龙头企业。

    对此，国民技术有工作人员称，该公司于两个月前向深圳交委申请了在电动出租车上做电召试点并已获批。

    记者查询发现，2010年，深圳市交委曾提出要统一全市出租车电召平台，时隔3年，深圳统一电召平台却未按计划如期上线。相比之下，打车软件却在最近几个月内迅速发展起来。

    在南京，官方承认的一款打车软件叫“招车宝”。记者调查显示，“招车宝”由太仓出租车公司和苏州天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相关材料显示，苏州天泽由江苏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209）、苏州客运集团合资组建，成立于2003年，现有注册资本1000万，为江苏省软件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两大股东背景深厚，且和当地政府关系密切。

    同时，随着打车软件的数量攀升，出租车公司开始有所举动。为了防止在线打车软件侵犯自己的利益，北京金建、银建、金银建公司开始组建了自己的在线打车团队，并推出类似产品。

    在上海，大众、强生、锦江、海博四大出租车公司均拥有自己的电调中心，并先后推出了自己的手机叫车软件，强生出租公司甚至还推出了“微信叫车”。而随着大众、强生、锦江先后恢复收取电调费，每差次公司都有2元的收入。相关数据显示，前上海出租汽车共50157辆，其中，电调入网车辆占67%，日均电调5.76万车次，占总服务车次的3.3%，电调平均供车率为80%。在四大出租车企业中，强生出租电调中心占全市出租车电调比例高达60%左右，日均调放差次达到2.5万左右。也就是说，仅电调费的收入，强生出租公司每天便可达到5万元左右。

    对此，坊间的一种担心是随着政府介入，第三方的打车软件终将被清除。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王兆荣近日公开表示，北京将针对出租车电召调度中心实施备案制度监管，统一出租车电召服务中心的收费标准，要求收费要向司机倾斜。而全国其他城市比如深圳、上海也有相关的计划。

    此外，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刘小明曾经明确表示，目前的打车软件都是市场行为，将对打车软件进行规范并制定相应标准。如果这些软件符合标准和服务规范，就可以继续运作。

    深圳交委亦透露，目前客运交通管理局正在加紧研究手机软件等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接入标准和管理规范，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手机召车、网络召车等新兴服务方式的应用。

    不过对于打车软件来说，时间确实等不起的，他们采取了直接与出租车公司合作的迂回策略。毕竟，打车软件能够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空驶率”问题。

    比如，“嘀嘀打车”目前就已经与北京市出租车调度中心96106达成合作，并完成技术对接。而早在2012年9月，“摇摇招车”与出租公司和出租车司机签署合作，成为了继96106、96103后北京第一家开通官方认证出租车调度电话的公司。